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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永利:刘世锦:房地产投资将低速增长 人民币汇率有上升潜力

时间:2018/12/30 13:23:32  作者:  来源:  查看:25  评论:0
内容摘要:  2018年,在世界经济面临各种不确定背景下,中国经济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。展望2019年,中国经济大势将走向何方?供给侧改革重点和突破点在哪里?民企和国企关系如何进一步理顺?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形成高标准市场经济?围绕这些问题,第一财经《首席对策》专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...
  2018年,在世界经济面临各种不确定背景下,中国经济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。展望2019年,中国经济大势将走向何方?供给侧改革重点和突破点在哪里?民企和国企关系如何进一步理顺?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形成高标准市场经济?围绕这些问题,第一财经《首席对策》专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。

  刘世锦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、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,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,主要涉及宏观经济、产业发展、经济体制改革等领域。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,刘世锦表达了以下核心观点:

  ●中国经济总体上由10%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。

  ●在分化加剧、优胜劣汰的背景下,一部分企业日子不好过其实是一个常态,市场份额和利润会向行业内的头部企业集中。

  ●从传统的工业化角度来讲,我们已经站到山顶上了,但从创新来讲,我们现在还在山脚下,得爬另外一座更高的山,即创新之山。

  ●扶持民营经济不是给它额外的优惠,应该是给民营企业一个正常的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。

  ●减税是必要的,但空间可能不大,更应重视国资转社保,减轻企业负担

  ●高水平的开放与国内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是相对应的,它是一个生态系统。

  ●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稳定下来,增长质量是在提升的,人们的预期会逐步趋于稳定,人民币汇率还有一定的上升潜力。

刘世锦接受第一财经《首席对策》专访刘世锦接受第一财经《首席对策》专访
  以下是《首席对策》专访刘世锦实录:

 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

  第一财经: 2018年,全球资本市场起伏不定,全球经济因为贸易保护主义而笼罩阴影;中国经济尽管总体保持平稳,但也面临下行压力。展望2019年经济大势,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抓住机遇,迎接挑战?

  刘世锦: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研判,我一直强调需要有一个分析框架,过去七八年时间,中国经济总体上由10%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,在转换过程中,可以说是中高速增长,但将来转到位了,它就是中速增长。

  从整个增长阶段转化过程看,2016年的三季度,大概是初步触底,但在这个触底过程中,我特别强调转换的逻辑,实际上是三个层面的转换:首先是需求结构。需求结构主要是一些重要的需求,包括房地产、基建和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,比如煤炭、钢铁、建材等,它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;二是供给侧有一个相应调整,就是去产能,去产能的标志就是PPI(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)和工业企业利润都由长时间的低迷转为回升;再下来的问题就是要稳杠杆、去杠杆,这是我们需求结构、供给结构调整后的必然要求。当然,这两年关于稳杠杆、降杠杆的问题,有一些不同看法,这个过程确实比我们预想的要长,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杠杆率高背后的一系列体制和机制问题。

  这些转换到位了以后,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在变化。其实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宏观经济模型,预测今年上半年经济还算稳定,下半年一定会有一个回落,为什么?因为主要是基建要减速,背后是地方债的风险控制。另外,房地产现在也逐步在调整,基建和房地产要找到新的长期均衡点,整个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回落。今后两年,考虑到还有两个翻番的目标要求,GDP增长速度有6.2%以上就可以了。2020年以后,中速增长平台的速度将会处在5%~6%之间,也可能上5%左右,这是一个大的态势。

  第一财经:您曾经提到,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解决一个关键性问题,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。近些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趋势?其中体现了当前经济还存在哪些问题?应该如何去解决?

  刘世锦:你前面那个问题我再补充一下,当增长速度有所回落,或中速增长平台有所下移后,企业日子好不好过?这实际上有几个不同的问题,一个是供给和需求结构要调整到位,最近几年去产能以后,像煤炭、钢铁等一些上游行业,前些年的日子很难过,这两年日子很好过,这首先是和去产能的调整相关的,其实就是在新的平台上达到供求平衡。当然这中间也有问题,就是上下游利润是不均衡的,说明这个市场资源流动还是有问题的。

  除此之外,现在大多数行业,包括钢铁行业的企业,也是苦乐不均,为什么呢?因为它在分化,这段时间企业分化、重组、优胜劣汰,这个力度会加大,这也是最近相当多的企业感觉日子不好过的原因,包括民营企业,也包括一部分国有企业。从中国经济转型总体来讲,在优胜劣汰、分化加剧的背景下,一部分企业日子不好过其实是一个常态,可能明年或更长一段时间,这种状态还会延续。

  你刚才讲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,这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问题。从今后一段时间来讲,提高要素生产率主要可从两个方面着力。

 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要由过去爬高山转向填洼地。什么叫爬高山呢?就是过去很多年,我们能保持高速增长,是因为我们的需求潜力很大,但现在一些重要的需求已出现了历史峰值,换言之,我们已经占到了山顶上,回头一看,山底下的洼地还很多,很多地方还有很大的潜力,现在回头得填这些洼地。

  这些洼地里中的一个重要部分,就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行政性垄断,市场准入不够,竞争不够,成本高、效率低。我们现在讲要给企业要降成本,五大基础性成本,包括能源、物流、通讯、土地、融资这五大基础性成本,现在还比较高,有些比美国还要高,我们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不到1万美元,美国5万多美元,为什么它的成本比我们还低?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相当多的领域还存在着行政性垄断,这是一方面。

  另一方面就是创新问题,整个经济逐步要转向创新轨道。这件事情也不容易,特别是那些核心企业、领头的企业,怎么能够实际地推动创新。有一点很重要,就是创新的资源要聚集,形成一些区域性的创新中心。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,但企业为主体需要解决一些问题,比如知识产权保护,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聚集起来,更重要的是预期问题,因为你要搞创新,你需要考虑3年、6年、9年、十几年以后的事。我们有一些企业,预期不稳,看不远,就搞一些短期的投机性活动。所以你要搞创新的话,一定要静下心来,有一个长远的打算,这就是我们最近特别强调的怎么能够有效地保护产权,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,中国创新就起来了,创新最终一定体现在提升生产率。从传统的工业化角度来讲,我们已经站到山顶上了,但从创新来讲,我们现在还在山脚下,得爬另外一座更高的山,就是创新之山,但首先你得填那个洼地,由于我们现在市场准入不够,要素难以流动,竞争不充分,仍然存在着很多低效率的洼地,要把它给填起来。

  扶持民企不是给它额外优惠,而是公平环境

  第一财经:去杠杆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调整,而需要经历金融结构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。您认为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,去杠杆政策如何与稳经济增长相平衡?未来又如何避免去杠杆政策对民营企业带来“一刀切”的打击?

  刘世锦:我们现在讲扶持民营经济,更准确地表述,应该是给民营企业一个正常的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。扶持是不是要给它一些额外的优惠呢?我想民营企业要的其实不是这个东西,它要的就是一个公平的竞争,给它一个公平的待遇。上次中央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,习近平总书记说,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,这在民营企业家中引起很大反响。平等相待,平等获取各种资源,这对民营企业才是最重要的,并不是说得给民营企业又要吃偏饭。

  我看最近各地都在鼓励民营企业发展,最终并不是用行政性的办法给它搞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,而是要给它一个正常稳定法制化的发展环境。不论是民营经济、国有经济还是外资经济,更多的可能是混合经济,不同类型的企业,不论它出身如何,不论出资者是谁,最后都是企业,都应该享受平等发展的机会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  除此之外,目前民营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,这是个老问题了,也是国际性难题。最近我们强调要提出一个政策目标,就是金融体系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,应该和民营经济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,银行体系对民营经济的信贷投放比重能不能达到50%?

  最近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数量指标,社会上有一些议论,有人说是不是要用行政性的办法来达到这些目标,我想主要不是靠行政性办法,最重要的还得打通渠道,打通渠道的背后实际上是要改革的,是相当大幅度的、相当有深度的改革,为什么?因为民营经济中间相当一部分属于中小企业,你给它提供服务,需要一些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和产品。现在一些大银行,虽然也设立了专门给中小企业贷款的部门,但它的业务重点、竞争优势、核心能力其实并不在这个方面。相反,你会看到另外一些机构,比如现在发达国家的一些社区银行,它们利用本地化的信息优势,专门给本地的中小企业服务。国内也有类似的金融机构,我们曾经调研过浙江台州的几家民营银行,这些年已经摸索出不少给中小微企业服务的专有技术和方法,坏账率很低,这一类金融机构,要通过放宽准入,让它们更多地涌现出来、发展起来。要培育这样一批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、有专业化能力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态,使其能够更快得到发展。

  第一财经: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大做强,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,在近期国企经济座谈会上也提出了“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”,所谓的“断其一指”您认为是哪一指?在实施过程当中又有什么样的阻碍?

  刘世锦:国有企业的改革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,应该说思路大体上是清楚的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,这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。首先是要解决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范围问题,主要还是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,重点是要放在提供公共产品上。

  再一点,要普遍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,也就是要建立现代公司制度的治理结构、治理方法。

  再一个就是对国有企业的企业家,也得给他一个应有的待遇和发展环境。比如对民营企业家能否给像国企的企业家一样的政治待遇,对国有企业家能不能给像民营企业家一样的经济待遇?从而使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能够同台竞争。

  另外,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,以后重点不是鼓励做大,做大是结果,从政府政策来讲,应该主要是鼓励它做优做强,提升它的质量。在不同的行业,企业最优规模是不一样的,一些行业里面有所谓的隐形冠军,比如德国一些企业,它的规模并不大,但是百年老店,市场占有率很高,有些企业做优做强以后,但规模不一定要大,同样很有竞争力。

  第一财经:如果想要缓解去杠杆引发的信用收缩的话,靠举债和货币放水发展似乎空间不大,有一种说法是要靠财政发力和进一步减税,您认为未来减税的空间还有多大?

  刘世锦:减税的问题最近谈得比较多,从一些角度看确有必要,但可减的空间不是很大,因为现在政府的支出,包括民生支出是相当大的。减税还可能涉及到政府机构的调整,需要相应的改革相配合。目前企业负担比较重的一块是是五险一金。过去很长时间提的一个思路是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。从逻辑上讲,现有的国有资本中,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人民的社保基金。把更大比重的国有资本转向社保基金,这个问题应该认真探讨,如果力度能够加大,把社保缺口补上,就能相应地调低企业上交比例,减轻它们的负担。

  到底谁是创新中心,国家不能规定

  第一财经:您前面提到全要素聚集以提高生产率的问题,区域协同发展和大都市圈的形成,是不是全要素聚集的体现?现在长三角一体化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,您认为这对企业来说有怎样的机遇和挑战?

  刘世锦:中国经济最近几年已经显示出一个明显的趋势,就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,各种要素向大都市圈集中,特别是年轻人向大都市圈集中。看房价为什么在这些地方上涨?因为需求在上升。这反映了一个趋势,就是大都市圈的聚集效应更强,全要素生产率更高。

  从长三角来看,这个优势更为突出,但这里有几个问题要关注,一是在大都市圈发展过程中,一个是核心城市,比如上海是核心城市,周边还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城市,由于它的要素成本高了,产业布局要部署一些高附加价值、高技术含量的产业,而低端的服务业逐步要退出。这些城市一定要注意,房价不能过高,房价过高以后,你的成本也会提高,即使有些很有竞争力的产业,最后也不一定能够呆得住。

  第二,大都市圈周边有广大的农村地区,最近讲乡村振兴战略,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振兴,怎么办?现在看来当务之急是把城乡之间的土地、人员、资金相互流动的通道要打通 ,打通后很多新的增长潜能就出来了,包括像基建、房地产发展的潜能都相当大。

  第三,我想强调的就是创新问题,中国下一步逐步进入创新驱动轨道,但并不是所有企业、所有的地区都能够成为创新中心。所谓创新中心,或者叫创新型的城市,在一个国家也只是一部分城市。但谁能够成为创新中心?关键看谁能够把创新的要素吸引过来、聚集起来,这就是一个环境问题。国内来看,最近这几年比较突出的就是深圳、杭州,还有北京的中关村(6.920, 0.04, 0.58%)地区。但中国只有三个地方还不够,应该还有更多的创新中心,但花落何处,政府是不能规定的,也规定不了,要靠各地来竞争。中国几个大的都市圈,包括长三角地区,未来到底能不能成为全国的创新引擎、创新中心,这取决于对创新资源的吸引力到底如何,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

  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,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

  第一财经:您曾经提到,中国应该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双高目标。您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?又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?

  刘世锦:我以为下一步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,应该建立高标准的市场经济。中国的市场经济这么多年发展还是相当快的,大的框架有了,产品市场基本上是市场化了,但要素市场只是半个市场,是一个较低水平或者较低标准、不完善的市场经济。下一步,我们必须要把它转变成一个高标准的市场经济,这样才能和高质量发展相配套。

  当然,要做这个转换,需要解决一些所谓焦点和难点问题,比如公平竞争问题,国资国企问题,产业政策问题,补贴问题,知识产权问题等。其实这些问题在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提出来了,我们都是要改革的,而且已经提出了改革的目标、重点和方向。也就是说,这些领域不是别人让我们改,而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。这些领域的改革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,把改革目标任务落到实处,中国就会在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方面迈出很大的步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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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一方面,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内高标准市场经济是相对应的,它是一个生态系统。你说你对外要高水平开放,国内却不是高标准的市场经济,这两者就不能相互匹配。还要重视改革的方法论问题,我们既要有顶层设计,也要强调基层试验。顶层设计主要解决两个问题,一个是指方向,就是往东还是往西,方向不能错;二是划底线,就是什么事不能干,什么局面要避免。在这个前提之下,一些具体的问题怎么解决,还是要靠各地去试验,包括各级地方政府,也包括基层单位、企业、个人,大量地去试错,只有试出错的,才能找到对的。改革开放的具体办法,还是要通过大量的试错,调动大家的积极性、创造性,然后发现一些好的做法、好的机制,然后总结提升,在全国推广。

  人民币汇率总体将保持稳定

  第一财经:结合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,您对于明年的人民币汇率和楼市怎么看?

  刘世锦:总的判断,中国经济会逐步在中速增长的平台上转向高质量发展。在这一大格局下,汇率受贸易摩擦和预期影响,会有一定幅度的波动,但随着中速增长平台逐步趋稳,人们的预期也会稳定下来。汇率适度波动是常态,如果中国能够实现中速平台上的高质量发展,从中期来看,人民币汇率还有一定的上升潜力。

  从楼市来看,房地产作为一个大的行业,历史需求峰值在若干年以前已经出现,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了。下一步房地产投资基本上是低速增长,如果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,也是正常的。如果有些地方存在房价泡沫,就像我们降杠杆一样,首先要把它稳住,然后逐步平稳地降下来,这无疑是一件很具挑战性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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